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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诗歌部落和诗人

潘世东

据文学史记载，真正称得上中国诗歌起源的歌谣，当属传说中大禹妻子涂山氏的“候人漪兮”了。当时大禹为了治平泛滥宇内、为害天下的洪水，离家在外十三年，餐风宿露，骈体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胸怀天下、大公无私的壮举，让普天之下遍享幸福的黎民感激涕零，却给长年独守空房的涂山氏带来了绵绵无尽的寂寞和孤独。在每天黄昏时分，涂山氏都会拖着沉重的步履，一个人走到门前的高岗上，引领长望，一遍又一遍地吟唱着“候人漪兮”，意思就是“我在等待着那个人哟…….”那种空谷传响、哀转久绝的孤寂凄凉情境，让人不忍遐想。不成想,这令人同情哀悯的痛苦呻吟,竟成了中国诗歌的滥觞。

众所周知，楚辞的闪亮登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由集体口头创作到个人书面创作、由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的新时代。在此前，所有的诗篇都被视为民间集体口头创作，都是无名氏作品，包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便是屈原。从屈原以后，文学开始了署名创作的时代。但是，随着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事实远不是如此。早在西周时代，在汉水流域已经响起了《诗经.周南.召南.鄘风》嘹亮的歌唱，从汉水流域的大山腹地走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著名诗人尹吉甫。

据华中科技大学 张良皋教授在《巴史别观》中考证，《诗经》十五国风的编次是严格按照其作品产生源流的先后顺序和流传路线而确定的。十五国风首为《周南》，次为《召南》。周南地区在汉中盆地西部及汉水中上游一带，召南地区在汉中盆地东部及南阳一带，号称“二南”。可以作为佐证的材料是清同治版《房县志》载：“周文王化行江汉，是为召南。”“二南”地区是周的基本地盘，泛称南国，但当时其基本群众不是周族。周南之地是蜀人，召南之地是巴人，所以“二南”实为“蜀风”和“巴风”。而“巴风”和“蜀风”的发源地则在古庸国，其源头应该是庸风，亦即后来流散到的鄘风。在《周南》、《召南》之后，才有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郐风、魏风、唐风……这些国风，都可以逆向反溯，从中都能找到它们和《周南》、《召南》的影响关系。

张良皋先生认为，庸风或曰《鄘风》在十五国风中地位显赫，表明了庸国民间歌谣向中原的直接流传。“但这种流传关系，不是指具体的唱词河旋律，而是指的体裁。庸国作为“诗”这一体裁的渊源，并不垄断流风所及地区的次生创造。作为创造力最旺盛的渊源之地，以楚辞这一体裁之继起，证明其能量之巨大。”

庸国民间歌谣向中原的直接流传及其巨大的创造能量，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庸国是一个古老的诗歌部落，在这里，民间歌谣的创作历史是如此的久远、传统是如此的深厚、普及的程度是如此的广泛、影响扩散是如此的强力。从《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在这里泛化情形，可以推测《诗经》在这里的生根普及的程度。《关雎》头四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在尹吉甫故乡的民歌则对它作了如此的“改编”：“关关雎鸠一双鞋，在河之洲送过来，窈窕淑女难为你，君子好逑大不该，年年为哥来作鞋”。这是版本之一。再看其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还有第三、第四，如此等等。对此，袁源先生有一段分析文字：“究竟是两千多年前的周朝采诗官把《年年难为姐做鞋》这样的民间口头传唱的山歌加以修饰成《关雎》而流传千古呢，还是《关雎》那样的古老民歌，在鄂西北民间世代传唱，演变成今天的《年年难为姐做鞋》呢？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可以说明至今仍在古庸国所辖的房县流传的传统民歌，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诚然如此。

正因为如此，所以古庸国的《鄘风》才流风所及，魅力四射，遍地开花。

也正是因为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诗歌传统的土壤，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大诗人尹吉甫才得以率先出现在汉水流域。

尹吉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西周周宣王的宰相，一代著名的军事家、诗人、哲学家，他的“天生丞民,有物有则”的说法为儒家和道家同时提到，成为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渊源和引用例证之一。

关于尹吉甫的籍贯，现在中国有四种说法。一是西周房州青峰（今湖北十堰青峰）人，二是西周封钜（今河北沧州南皮）人，三是西周中都邑（今山西平遥）人，四是古蜀国江阳(今四川泸州石洞)人。之所以有此四种说法，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资源已由一种软性资源变成了一种紧俏硬性战略资源而已。较之从前，文化名人的资源价值已身价百倍。一则可以借重，二则可以张显，三则可以贵卖，四则可以长利，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全国各地争夺名人、名胜之战已经蔚然成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假乱真者有之，捕风捉影者有之，无中生有者有之，见缝插针、以斑代豹者有之，明抢暗夺、巧取豪夺者有之，总之，荒唐滑稽，不一而足。这种带有很强政府色彩的见利忘义、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不仅是对学术历史的亵渎，更是对诚信和社会风气的污染，值得文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警惕和深思。

其实，根据历史记载和田野考察的结果表明，尹吉甫是西周房州青峰（今湖北十堰青峰）人属于勿庸置疑的事实。依据有十：1，宋代在房县青峰出土的尹吉甫珍贵遗物“兮甲盘”，也叫“兮伯吉父盘”（西周晚期青铜器）。上有铭文一百三十三字，亦记述了吉甫征伐猃狁和征收南淮夷贡赋的事迹。2，尹吉甫死后，葬于十堰青峰山，今碑文尚存。明嘉靖间，知县夏维宁为其专修一坊，曰：“忠孝故里”。3，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重修十堰房州县城，曾石刻“忠孝名邦”四字镶嵌东门城楼。4，据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尹公庙，城西南六里，祀周尹吉甫…”、 “宝堂寺，城东百一十里，在青峰东北。因石岩凿成，……尹吉甫像倒坐于石庭。有碑志”、“《广舆记》所谓吉甫为房陵人，是也。及闻城东有祠墓”。5，清代贡生张开隐也有咏房州青峰佳景云：“记得房陵古号州，青峰更见景多幽。山为文峰峦环绕，寺有清泉水长流。同治年间仙佛在，尹公墓侧断碑留。”6，舒新城主编《辞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载：“尹吉甫：周房陵人，宣王修文武大业，进迫京邑，奉命北伐，逐之太原而归。”7，据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房县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在“万峰山宝堂寺立碑记”的大型石雕龟驮碑上记载有“…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此地灵人杰…”8，21世纪还有《诗经》诗句在闭塞险峻的大山腹地、尹吉甫的葬地青峰山盛传；10，青峰山曾是贺龙元帅率领红三军到达的地方，民间传说贺龙亲自叩访过青峰尹吉甫的祠墓。历史和事实胜于雄辩！没有哪一个自称尹吉甫故里的地方，能找出比这里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作为一代名相，尹吉甫功著史册。周宣王（姬静）初年（约公元前820年），辅弼宣王的大臣有尹吉甫、仲山甫、方叔、、召虎等。但尹吉甫为朝政中枢的重臣。宣王英明有道，“任贤使能”，使“周室赫然中兴”，百姓安居乐业，这与尹吉甫辅佐的功劳分不开的。周宣王五年六月（公元前823年4月，周历六月），猃狁（古部族名）迁居焦获，进攻泾水北岸，危及宣王。“宣王励精求治，命吉甫北伐猃狁"。吉甫亲率大军反攻到太原取得大胜，又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主持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赋，功绩卓著，深得宣王器重。宣王甚至命令诗人李孙赋《诗经·小雅·六月》诗，表扬尹吉甫：“戍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荨戍猃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对此诗朱熹《诗集注》解释说，“言中兴佐命之臣，炳炳麟集，而维武经文，内安外攘，舍吉甫更莫与竟，颂诗者心窃企慕焉。周室中兴，盖内史尹公勋居多”。的确如此。据《东周列国志》载：“宣王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召见老臣尹吉甫和召虎于榻前，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湟，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协力辅佐，勿替世业！’”宣王故，立其子幽王，吉甫乃是佐命之臣，不久谢世。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首位有名可考的诗人，尹吉甫既是周王的采诗官，同时自己也留下了煌煌诗篇。尹吉甫曾作《大雅·庶民》，还有《大雅·嵩高》、《大雅·江汉》、《大雅·韩奕》等诗篇。他的诗歌主要是歌颂和赞美周宣王的功绩，但对宣王疏远贤臣等过失也作了善意批评。如《大雅·烝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对此，史家赞许说，“宣王君德有失也，仲山甫则能补之”。又如《大雅·嵩高》文中对宣王含有讽意。他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宣王的“功”与“过”，对其作了正确地评价。“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尹吉甫的诗对于历代进步诗人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他的诗篇开了中国文人诗歌的先河。